从“东方主义”到“东方外交”：范贝里《中亚纪行》中的中亚形象

★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

史学研究

作者简介：张建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二级教授，世界史（俄国史方向）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外文化交流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委。国家汉办和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特聘专家。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国立师范大学学报和匈牙利罗兰大学”Russian  Studies.Hungary"外籍编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藏1950年前中共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喜马拉雅”主讲俄罗斯史三十讲，中国大学慕课课主讲“俄国通史三十讲”。主要线上讲座均被上传至B站。主要从事俄国史、苏联史、中俄关系史和中共党史研究。发表论文150余篇，出版著作10余部。《苏联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

摘要：匈牙利著名东方学家和语言学家范贝里穿越中亚大陆，探访土库曼部落、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以亲身经历著有《中亚纪行》，因此闻名欧洲乃至全世界。他的著作中的“东方”“中亚”“伊斯兰世界”形象，具有明显的欧洲人的特点和跨文化认识的局限。他终生所从事的“东方学”研究，其实质具有强烈的“东方主义”。范贝里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的英俄中亚争霸中扮演了特殊角色，他的著述和公共活动影响了英国的外交政策；并且，有文献证明他与英国政府情报机构保持了特殊关系。他在这一时期的“东方外交”中扮演了特殊角色。

关键词：范贝里；中亚纪行；东方外交；东方学；东方主义

一、问题的缘起

在英语世界中，对“东方学”（Eastern Studies）与“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理解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和批判性的过程。曾几何时，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视野中，帝国的最东部，也就是巴尔干、西亚和北非的未知世界及伊斯兰属地就是“极东”（Extreme East）。然而，在15世纪新航路开辟之后，随着欧洲殖民者、探险家、传教士、学问家们逐渐拓展“看东方”视野，“极东”变成了“近东”（Near East），更遥远的东方变成了“中东”（Middle East）和“远东”（Far East）。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为学科性和学术性指向的“东方学”产生了，它不仅成为欧洲的显学，并且还颇具科学意义。

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被公认为英国第一位汉学家和第一代东方学家，“东方学”是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志业，以致47岁早逝于印度，因此被尊称为“东方的琼斯”（Oriental Jones）。1784年，威廉·琼斯倡议并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东方学研究机构——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他在成立大会上宣布：“东方是那些辉煌的历史事件发生的舞台，富有人类天才的创造物和各种自然奇观，在宗教与政府的形式、法律、礼仪、风俗和语言以及人的相貌与肤色方面有着无限的多样性。我忍不住要说，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尚待发掘的广阔领域啊！”^[1] 然而，在整整195年后，少年时代在耶路撒冷和开罗就学，青年时代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巴勒斯坦裔美国文学评论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石破天惊地颠覆了“东方学”的神圣性和科学性。

首先，爱德华·赛义德在命名其新作《东方学：西方对于东方的观念》（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时选择使用了Orientalism这个概念，^[2]并且毫不留情地解构了这个在国际学术界至少使用了两个世纪的学术术语。他承认Orientalism这一概念具有“学术的和历史的维度”，^[3]但是认为这个“东方学”不过是西方的“东方主义者们”（Orientalists）为统治东方“制造”出来的权力话语，不过是西方为己所用而人为塑造的“他者”（Others），实际上有着极强的政治性和殖民色彩。他强调：“东方学中的东方是由许多表述组成的一个系统，这些表述受制将东方带进西方学术、西方意识，以后又带进西方帝国之中的一整套力量。如果说对东方学这一界定似乎更多地是从政治的角度着眼，我认为，其原因正在于东方学自身乃某些政治力量和政治活动的产物。”^[4]其次，爱德华·赛义德强调：“说现代东方学一直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非危言耸听”，^[5]直指近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范畴中的关键问题——“东方外交”（Eastern Diplomacy）。19世纪以来，在奥斯曼帝国主导的欧亚屏障洞开和欧洲殖民主义急进的背景下，“东方外交”的范围随之扩大了，“中东”“远东”“西亚”“东亚”被纳入列强争夺的视野之内，而在地理位置上居于“中东”和“远东”之间，作为欧亚陆上大通道的中亚，也不再是势力真空地区，变成了争夺的焦点。俄罗斯帝国借领土相邻之便利，自北南下，开始了对中亚的蚕食。英国则从业已控制的波斯和阿富汗，自南向北，插手中亚种族和宗教纷争。因此，对于中亚，“实际上在整个19世纪，它始终处于世界关注的焦点，当时沙皇俄国与大英帝国那场大博弈正进行的如火如荼”。^[6]那么，究竟是“东方学”还是“东方主义”？英俄中亚争霸的目标和态势如何呢？如果我们把这些看似学术争论、实则暗流涌动的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回归到19世纪，它们在匈牙利著名东方学家和语言学家阿尔米尼·范贝里^[7] （Armini Vambery/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1832—1913）的《中亚纪行》（Travels in Central Asia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Средней Азии）中已有着深刻的体现和独特的解说。从1863年6月至1864年3月，范贝里从德黑兰（Tehran/Тегеран）出发，开始中亚之行，全程历时十个月。1864年，范贝里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观察思考写成英文著作《中亚纪行》并出版，立即在整个欧洲获得极高声誉。^[8]在范贝里身上最明显的特点是兼业和跨越。他不仅是东方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民族学家和宗教学家；他不仅是享誉欧洲的学者，还是更著名的旅行家和更隐秘的政治活动家。^[9] 他出身正统犹太家庭，但一生先后四次改宗。^[10] 他身为奥匈帝国的臣民，但几乎一生为英国服务，^[11] 长期在伦敦生活；同时，他与奥斯曼帝国苏丹及帝国高层保持了极其密切的关系。他是欧洲教育传统培养出来的西方学者，但又能在穆斯林的《古兰经》论辩大会上舌战群雄。他长期生活在伦敦并习惯于欧式生活，但是他对东方文化和部落习俗却了如指掌。他不仅是大学殿堂级的著名教授，而且还是英国社会沙龙和公共媒体上最受欢迎的演讲者和畅销写手。他不仅是行文严谨和著作等身的科学家，还是吸血鬼文学体裁的开创者。^[12] 在他的身上明显地体现出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二重性，甚至他本人的形象也偶见于民间文学和现代艺术之中。^[13]纵观范贝里一生经历，他的这些身份特性、学术成就和人生际遇的结合点，恰好聚焦在“东方学”掩盖下的“东方主义”，以及列强竞雄与国际关系剧变中的“东方外交”这两大主题之上。二、“拉希德哈吉”：穿越中亚的神秘跛脚“苦修者”范贝里1832年3月19日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匈牙利南部普雷斯堡（Pressburg）市多瑙-谢尔达赫利镇（Duna-Szerdahely），现斯洛伐克多瑙杰斯卡·斯特列达(Dunajská Streda）。范贝里的祖先18世纪曾长期居住于此城，因此自称“伯贝格人”并将其作为姓氏。随后，范贝里在声誉渐隆之后，将姓名改为匈牙利语姓前名后式的范贝里·阿尔明尼（Vámbéry Ármini），英文转写为名前姓后式的阿尔米尼乌斯·范贝里（Arminius Vambery），^[14] 俄文则对应译为阿尔米尼·范贝里（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1848年欧洲革命中犹太人命运再起风波，16岁的范贝里来到奥匈帝国的重要城市佩斯（Pest）。^[15] 它是巴尔干半岛上最著名的中世纪古城，古希腊、罗马帝国、蒙古帝国、亚历山大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势力都曾波及这个城市，并且在这里留下了极其浓厚的印迹。在这里，范贝里接触到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和神秘的东方文化，他在最短时间内掌握了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波斯语。范贝里的语言天才变成了他谋生的工具，他通过背诵各种语言展示才华，被邀请给家境富裕的青少年做家庭语言教师。1851年，19岁的范贝里来到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试图凭着语言优势进入公务员行列，但没有成功。他通过受邀给各国驻奥匈帝国的外交官们上匈牙利语课谋生。他在俄罗斯大使馆拜东正教神父拉耶夫斯基（Н. Ф.Раевский ,1804—1857）为师学会了俄语。
范贝里决定为研究匈牙利民族和语言起源赴中亚实地考察，他积攒了120弗罗林（florin），但仍苦于缺乏川资。在奥匈帝国著名政治家和语言学家约瑟芬·冯·埃特维什男爵（József von Eötvös，1813—1871）的资助下，范贝里1856年抵达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但所有路费在下船时就被船夫抢走。范贝里最初过着半饥半饱、暂栖街头的生活，“幸运的是，一个匈牙利移民家的看门狗死了，我因此获得这只看门狗的空缺职位”。^[16]范贝里为获得报酬，白天教授土耳其贵族法语，在咖啡馆里用多种语言为人们阅读古典诗歌，而晚上则为富豪人家看守家院。范贝里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6年。他在清真寺认真学习伊斯兰教礼仪，阅读伊斯兰教经典。在集市上，他向远道而来的各国商人学习他们的语言。因为他可以讲30多种语言，受邀为苏丹宫廷和各国使节做称职的翻译。权倾一朝的奥斯曼帝国大维杰尔（Wazīr /Bизирь,即首席大臣）阿赫迈德·谢菲克·米德哈特帕夏（Ahmed Şefîk Midhat Pâşâ/Ахмед Шефик Мидхат-паша,1822—1884）允许身为外国人和异教徒的范贝里参观伊斯兰宗教学校“穆德列斯”（Madrasah/Mедресе），并与伊斯兰教大学者和长老们就神学进行讨论。五次担任奥斯曼帝国外交大臣的克切杰扎德·穆罕默德·艾敏·福阿德帕夏（Keçecizade Mehmet Emin Fuat Paşa/КечеджизадеМехмеда Эмина Фуад-паша，1814—1869）聘请范贝里做他的私人秘书。范贝里不仅解决了生活问题，而且变成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的明星，还获得了一个标准的土耳其名字“拉希德·埃芬基”（Rašīd Efendi /Рашид Эфенди）。在土耳其语中Rašīd意为“领导”或“勇敢”，Efendi意为“先生”或“大人”。他的真实姓名反而被人们遗忘，很多人甚至认为范贝里是在伊斯坦布尔出生并长大的，因为他讲土耳其语非常地道。从1859年开始，范贝里用土耳其名姓在德国、英国、法国的报刊上发表关于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坦布尔主题的报道，在欧洲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他收集和研究了古老并失传的察合台语、维吾尔语、突厥-鞑靼语。他1858年出版了《德土袖珍词典》（Deutsch-Türkisch Pocket Dictionary），其中包含对14000个单词的解释。1860年，他出版了《中世纪察合台语词典》（Dictionary of the Medieval Chagatai Language/словарь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го чага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察合台语是曾经雄居中亚的四大蒙古汗国之一察合台汗国（Chagatai Khanate /чагатайское xанство,1222—1683）的官方用语，其语言被欧洲学界视为失传之绝学。范贝里在1861年被匈牙利科学院遴选为通讯院士。载誉而归的范贝里第一次向匈牙利科学院的同行们介绍了他准备深入亚洲腹地，去波斯、布哈拉、希瓦、阿富汗探究东方文明，并研究匈牙利民族和语言起源的庞大计划。他得到了匈牙利科学院1000元金币的资助。在临行前，同行们请他带回几个中亚人种的头骨化石。院长埃米尔·戴谢夫菲（Emil Dessewffy,1814—1866）则担心地说：“首先，我们希望我们的同行至少带回他自己的头盖骨。”^[17] 范贝里还获得了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芬一世（Franz Joseph Ⅰ,1830—1916）的亲笔信，信上用拉丁文呼吁沿途各国君主保障范贝里的人身安全，但范贝里在整个行程中从来没有用过这份没有意义的“护身符”。1862年3月，范贝里从伊斯坦布尔乘坐轮船到达黑海的特拉布宗港口。同年5月21日，他身着欧式便服，在亚美尼亚人的陪伴下，骑马进入德黑兰。奥斯曼帝国驻波斯大使海达尔·埃芬迪（Haidar Efendi/Хайдар Эфенди,1822—1869）是范贝里的好友，他帮助范贝里搞到了奥斯曼帝国国籍的护照，上面使用的正是其土耳其姓名，并且在护照上有奥斯曼苏丹的私人“图格拉”（Tugra/Tугра，即徽章），表示持护照者在伊斯兰世界将受到尊重和保护。在大不里士，假扮苦修者、持奥斯曼帝国护照的“拉希德哈吉”（Haji Rašīd /Хаджи Рашид）^[18] 被介绍给波斯苏丹，随即也获得了一份带有苏丹“图格拉”印章的证明信，因为途经的突厥斯坦各部落都尊重苏丹。范贝里决定假扮土耳其人和逊尼派的苦修者。他在市场上购买了苦修者的服装，并认真了解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差异。范贝里的土耳其朋友都劝说他放弃这次冒险，因为有无数以公开身份或假扮穆斯林潜入中亚腹地的欧洲人被当地人处死。奥斯曼帝国使馆的医生还给了范贝里剧毒的马钱子碱药丸（пилюли cтрихнина），告诉他：“一旦看到针对您的审讯开始了，在完全没有得救的希望时，您就把它吃下去吧。”^[19]范贝里在奥斯曼帝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与麦加朝觐归来的苦修者比哈尔哈吉（Haji Bihar/Хаджи Бихар）相识，比哈尔哈吉钦佩范贝里对《古兰经》的精深解释，就同意将他吸收到自己的大篷车队，并答应一路上照顾这个腿有残疾的“拉希德哈吉”。1862年12月2日，乔装打扮的范贝里离开德黑兰，加入26位苦修者组成的大篷车队，由此开始了艰辛危险之旅。范贝里自述：“我变成了一名穆斯林朝觐者。我穿上了我能找到的最破旧的长袍，但这还不全是衣服的事情，因为任何一个小小的疏漏都可能要了我的命。最初我甚至都无法入睡，因为我害怕做梦的时候说匈牙利语。”^[20] 在沙漠里，范贝里无数次被毒蝎咬伤以致失去知觉，昏迷中他无法控制地用欧洲语言大喊大叫而遭到同伴侧目和怀疑。在行程的最初日子里，范贝里努力学习成为身体和灵魂的苦修者。他学习神态虔诚地向穷人分发“法提哈”（Fatiha/фатиха，即《古兰经》的第一章），他学会了用什叶派的旋律读《古兰经》的“苏拉”（Surah/cура，即篇章）。为了收录艰辛获得的文献资料和及时记录心得感想，他自创了一种特殊文体：以匈牙利语法和语意写作，使用的却是阿拉伯语字母。每当同伴好奇地问起这些“天书”时，范贝里解释是记录他对《古兰经》的感悟：“我记下它们，这样安拉不仅可以从我那里听到对他力量的赞美，而且可以阅读它们。”^[21]范贝里逐渐习惯了苦修者的身份，甚至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他习惯于先祈祷再喝水。他可以站着睡觉，用沙子洗身，些许食物即可果腹，长时间饥饿也可忍受。他的皮肤已被风沙吹成古铜色，身形消瘦，胡须凌乱，破旧的长袍色彩斑驳。他虽然年仅31岁，但蓬头垢面、满身污浊、衣衫褴褛、跛脚趔趄，完全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范贝里颇为得意地自述同伴对他的评价：“拉希德哈吉是一个真正的苦修者，他能干大事。”他写道：“当我第一次在这里照镜子，看到我的脸上覆盖着一层手指般厚的灰尘和沙子时，我忍不住笑了。在沙漠中，有些地方我也许可以找到水来洗脸，但是我故意不这样做，我相信脸上的沙土硬壳还可以使我免受烈日的伤害。”^[22]他还说，同行的哈里姆毛拉（Mola Halim /Мола Халим）“完全相信了我苦修者的外表，当他请我在我的《古兰经》中为他的家人寻找‘法理’（fali/фали，即启示）时，我也不感到惊讶。于是，我按照常规，闭上眼睛，非常幸运地在《古兰经》中论女性的页码打开了这本书。对阿拉伯文本进行解释，事实上这就是所有艺术的所在，我的解释让年轻的土库曼人非常高兴，他感谢我，我也非常高兴能获得他的友谊。”^[23]在穿越土库曼斯坦的卡拉库姆沙漠之后，范贝里终于到达梦寐以求的希瓦。然而阿富汗商人逢人就讲大篷车队里有着“三头有趣的四足动物和一只同样有趣的两足动物”，前者指的是希瓦人从未见过的水牛，后者指的就是范贝里。于是，范贝里听到了不同语言说的“探子”“欧洲佬”和“俄国人”的意思。范贝里不得不出示有苏丹徽章的奥斯曼帝国护照：“我把手放在眼睛上，这是穆斯林一个恰当的表达尊重的手势。这是一个善良的老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穆斯林，可以很容易地猜到我属于某个僧团，被派遣去云游，因为这是每一个穆里德（Murid/Мюрид,即苏菲派智者）必须完成的使命。”^[24] 比哈尔哈吉愿意为范贝里作证，最终阿富汗商人被赶出了大篷车队。第二天，在希瓦汗国宫廷，范贝里用《古兰经》第一章祝福希瓦汗，“然后希瓦汗问我想在这里住多久，是否有旅行所需的资金。我回答说，我会先去拜访在汗国福地休养的圣人们，然后我再考虑下一步怎么走。关于金钱，我说我们苦修者不需要为这样的尘世琐事而烦恼。我唯一的愿望是主神赐予希瓦汗陛下120岁的生命”。^[25] 希瓦汗下令送给范贝里20块金币和一头壮驴，范贝里拒绝了金币，但收下了驴，他解释说苦修者拥有金钱是罪恶的，但按照圣训是允许苦修者有驴为伴的。范贝里在希瓦居住了一个月。他回忆：“我以苦修者为由，隐姓埋名地生活在希瓦及其省份的日子，是我旅途中最美丽的时光。因为希瓦人只对哈吉友好，他们对我特别友善，如果我出现在公共场所，他们会在我无任何要求的情况下向我扔钱，给我衣服和其他礼物。我对接受大笔款项持谨慎态度，我将收到的多余衣服分发给我那些不幸的同伴们。我总是把最好最漂亮的衣服给别人，为自己留下最简朴的衣物和东西。”^[26] 范贝里随大篷车队从希瓦出发，渡过阿姆河，穿越吉兹库姆沙漠，在六天后到达布哈拉。范贝里的身份再次引起布哈拉最高统治者埃米尔（Emil/Эмиль）的怀疑。埃米尔的大臣拉赫美德别依（Rakhmet Biy/Рахмет Бий）连续派人来试探范贝里，谈话内容不离“福兰基斯坦”（Frengistan/Френгистан，即欧洲），希望从他这里获得一些信息。拉赫美德别依邀请范贝里吃抓饭，同坐的客人中还有布哈拉的“乌里玛”（Ulema/Yлема，即伊斯兰神学家）。范贝里说：“我意识到我将进行一场艰难的考试，因为整个会议都是为我安排的，是一种考试，在此期间我隐姓埋名的身份必须接受火的洗礼。我立即注意到了这些危险，为了不被这个或那个问题所难倒，我假装试图找出一切问题，我认真地向这些先生们请教了很多关于宗教原则之间差异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住在布哈拉相当安全。”^[27]在确定了范贝里的真实身份之后，埃米尔接见了他。范贝里记录了埃米尔与他之间的一问一答。“哈吉，据我所知，您从罗马（即伊斯坦布尔）而来，是为了参拜巴哈丁和土库曼斯坦其他圣人的坟墓？”“是的，大人！但同时也是为了享受你的美好祝福的。”“很奇怪啊！您没有其他目的？毕竟您是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的。”“没有！大人！我渴望看到高贵的布哈拉和迷人的撒马尔罕。我没有其他职业，做苦修者已经相当长时间了，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真的吗？就用你这条瘸腿？这太不可思议了！”“大人！我要说声冒犯了，您伟大的祖先也有同样的遭遇啊！不过他最终变成了‘杰哈基尔’（Cihangir/∏жихангир，即世界的胜利者）。”^[28]在这里，范贝里巧妙地用历史典故回应埃米尔的挑战。^[29]范贝里在布哈拉住了六个月，随后到达撒马尔罕。他参观了帖木尔陵墓“古尔·埃米尔”（Gur-e-Amir/Гур-Эмир）。他写道：“大多数人不允许丝毫怀疑，在这里，在古尔·埃米尔这个‘东西方的暴君’安息的遗迹，从马格里布到印度支那的国家和人民，第一次提到这个名字时都要惊恐万分。”^[30]范贝里还参观了建于1399年的比比·哈内姆清真寺（Bibi Khanym/Биби Ханым）。范贝里从撒马尔罕再次出发，经过卡尔什（Qarshi\Карши）小城，再一次渡过阿姆河和克尔基（Kerki \Керки），到达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的边界城市梅依迈（Meymaneh /Меймене），随后经过阿富汗古城安达霍依（Andkhoy /Андхой）和赫拉特。范贝里在回忆录中承认自己在赫拉特犯了一次严重错误：“我记得在赫拉特，我差点被发现。那时我已经流浪了将近一年，然后当埃米尔的管弦乐队演奏维也纳华尔兹时，我听到了熟悉的音乐。我听得着了迷。突然他们抓住我，把我带到当地的埃米尔那里。埃米尔立即宣布我变节‘不忠’。我几乎有口难辩。原来是我在听华尔兹时，不由自主地踏着节拍。的确，在东方他们不会那样做的。”处此绝境，范贝里态度坚定地回答：“尊贵的大人，《古兰经》说称真正穆斯林不忠的人就是不忠。” ^[31] 埃米尔最终放过了范贝里，尽管他已经断定范贝里是假苦修者。埃米尔事后解释说：“我被这个人的勇气和毅力所震撼。要付出多少努力，要表现出什么样的意志和勤奋才能实现其他人无法成功实现的目标。这样的愿望值得尊重，而不是死板执行。”^[32] 最后，经过波斯古城马什哈德和德黑兰，范贝里于1864年3月回到伊斯坦布尔，长达10个月的漫长而惊险的旅程终于结束。1864年10月，范贝里的《中亚纪行》英文版在伦敦出版，他的声誉随着此书在欧洲立即隆起。
三、范贝里视野：“东方学”还是“东方主义”？毫无疑问，厘清匈牙利民族和语言的起源，认识神秘东方文化和伊斯兰文明，是范贝里中亚之行的初衷，也是他最初的学术使命，更具有典型的“东方学”（Eastern Studies）的特点。在范贝里起初为解决温饱而浪迹奥匈帝国、巴尔干半岛和奥斯曼帝国之间，从学习东方语言开始，由浅至深走上“东方学”专业道路的19世纪上半叶，正是“东方学”在欧洲方兴未艾之际。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在1829年感叹：“在路易十四时代，人人都是希腊学家，而现在，人人都是东方学家。”^[33] 匈牙利民族和语言始终被视为欧洲的另类，其起源和变迁成为匈牙利和其他欧洲学者孜孜探求的问题。关于匈牙利民族和语言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从种族和血缘出发，认为匈牙利主体民族马扎尔人（匈牙利语Magyarok）起源于欧洲语境中的匈人（Hun），而匈人是中文语境中匈奴的支系，是起源于古代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与至今仍居住在乌拉尔-西伯利亚的曼西人（Mansi/Манси）和汉特人（Khanty/Ханты）关联最大。
另一种主要是从语言学角度出发，认为匈牙利语与欧亚大陆上的芬兰—乌戈尔语系（Finno-Ugric languages/Финно-угорские языки）最为接近。部分匈牙利学者依据7世纪古老手稿提供的资料得出匈牙利人是来自乌拉尔北部西西伯利亚的游牧部落的结论，理由是匈牙利语中的“狩猎”“捕鱼”词汇与上述部落语言极其相似。匈牙利学者推断，这些游牧部落沿着伊希姆河（Ishim/Ишим）和托博尔河（Tobol/Тобол）向南、向西移动，再与更发达的波斯文明接触，因为匈牙利语中的“牛”“牛奶””“毡”“车”与波斯语极其相似或者同源。范贝里在俄罗斯大使馆认识了奥地利著名的东方学家约瑟芬·哈梅尔·普基斯塔尔（Joseph v. Hammer Purgstall,1774—1856），后者启发了范贝里对东方的兴趣，尤其是他认为匈牙利起源于中亚突厥语族，因为在匈牙利语中有大量的单词与突厥语相似。约瑟芬·哈梅尔·普基斯塔尔敬告范贝里此条研究之路艰辛，因为“在欧洲国家做研究非常方便，因为它对科学研究是开放的。但是东方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用七把锁锁着的秘密。欧洲人是不被允许去那里的，但是在那里，各方面的科学家都有无穷无尽的研究空间”。^[34] 匈牙利语言学家兼作家埃特维什（Eötvös von Vásárosnamény József，1813—1871）是这一学说的倡议者，他也建议范贝里到中亚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范贝里从小就熟悉匈牙利农民经常说的话：“每当我们的人民遇到困难时，亚洲的老马扎尔人就会出现，帮助他们摆脱困境。”^[35] 他认为农民不一定识字，但是他们忠实地重复了口头流行的上千年的传统。范贝里发现土耳其语与他的母语匈牙利语有很多共同之处，而土耳其民族和语言起源于东方突厥语族的说法在当时已是大部分欧洲学者的共识。这意味着匈牙利民族和语言同样起源于东方。因此，到波斯、土库曼、希瓦、布哈拉、阿富汗等西亚和中亚地区实地考察、收集古代文献，是范贝里酝酿中的庞大计划。早期的“东方学”是从学习和研究东方民族语言开始的，其主要方法有二：一是广泛收集和研读东方国家的古老抄本和其他历史文献资料；二是亲自游历东方国家，实地考察和感受东方文化。但是没有一位欧洲学者完整地走过中亚大陆。范贝里正是遵循这一规则，不辞艰辛前往中亚各地的。范贝里在假扮苦修者赴中亚的路上，用最短的时间学会了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和鞑靼语。在布哈拉，范贝里努力在集市上和人群中倾听对话并捕捉类似匈牙利语的词。经过布哈拉埃米尔的同意，范贝里访问了伊斯兰学校并阅读成堆的古代手稿。在前往希瓦古城鸠莫什-杰别（Gyumyush-Tepe/Гюмюш-Тепе）的路上,范贝里获得了土库曼大诗人马赫杜姆库里·法拉赫（Makhdumqoli Faraghi/Махтумкули Фраги,1727—1807）的珍贵手稿，他在十年后将其翻译成英语。但是在范贝里的《中亚纪行》中谈及匈牙利民族和语言起源的文字甚少，在其他著述中也基本未见论述。范贝里在正式获聘布达佩斯大学东方语言学教职后，在此工作了40年（1865—1905），其间撰写了20多部关于中亚和西亚的著作，^[36] 但无一部直接关联匈牙利民族和语言的东方起源问题。由此可见，范贝里中亚之行的初衷和使命未能完成，基于纯粹和正统的“东方学”的研究路径未获得成功。读者从范贝里的《中亚纪行》和相关著述中看到的是一个鲜活的中亚与东方世界，他笔下的“中亚形象”具有明显的个人印迹。在他的游记和相关著述中，涉及中亚和东方话题的文字，既有纯粹知识性的记录和科学性的研究，也有主观性的判断乃至“窥视式”和“猎奇性”的论断。这种对东方的观察与想象内在地具有了一种“他者”意识。范贝里把他所熟悉的欧洲与中亚对立起来，中亚的一切在他眼中都富有与自身截然不同的质朴与异域风情。与范贝里一路同行的大篷车队同伴是他认识东方和中亚的重要窗口，在他的视野中这些同伴身上呈现的基本是消极乃至否定的形象。除了屡次给范贝里带来威胁的阿富汗商人之外，“在再次加入我们的同伴中，还有一个名叫西迪克哈吉（Haji Siddiq/Хаджи Сиддик）的苦修者，他是一个非常熟练的骗子；他半裸行走，在穿越沙漠的途中负责看管骆驼，我在布哈拉时就知道了，他在他穿的破布衣服里缝着60块金币”。^[37] 在大篷车队中还有一位库尔汗（Kulkhan/Кульхан），“我们的库尔汗不仅在卡拉克奇人中以灰胡子而闻名，而且以苏菲派闻名。他在自己的印章上标注了这个称号，并为此感到非常自豪。作为众多滔天罪行的教唆者，库尔汗是一个无耻的伪君子，他坐在他的学生中间，他残忍的手已经破坏了许多家庭的幸福，向他们阐述了节日沐浴的方法或修剪胡子的规矩。老师和学生似乎都受到了同样的鼓舞，而这些强盗中，有许多人实现了他们的愿望，梦想着天堂的甜蜜回报”。^[38] 在穿越波斯高原，到达古城设拉子时，范贝里感受了伊斯兰世界内部宗教纷争带来的困惑。范贝里来自逊尼派为主的土耳其，因此当他来到什叶派为主的波斯时，他变成了不受欢迎的对象。长期的异域文化和异族环境中的生活几乎已经使范贝里完全接受“东方化”，“我的日常行为举止的这些变化，立即被我的欧洲朋友注意到了，甚至成了他们的谈资。他们嘲笑我的问候，嘲笑我在谈话中的手势和我的步态，特别是我奇怪的思维方式。许多人甚至声称我的眼睛比以前更加斜视了”。^[39]但是，范贝里内心仍然对伊斯兰文明、东方民族和东方文化采取了基本贬低或否定的态度。这势必影响到他的学术立场。当他历尽艰辛，辗转回到奥斯曼帝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不再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忧时，他庆幸自己曾经作为“一个布哈拉人在马什哈德，一个马什哈德人在布哈拉，在路上又被认为是俄罗斯人、欧洲人或其他某种神秘的人！人们还会怎么看待我呢？幸运的是，这样的假设和怀疑并没有在这里造成严重的危险，在这里至少有一些政府制度的影子”。但是，一旦将眼前的“文明世界”与他所走过的“东方世界”相比，在其视野里，两个“世界”优劣高下立判分明。他写道：“在遥远的亚洲，每个人都隐名埋姓和一切都显得神秘莫测，尤其是朝觐者。一想到不久我就会离开这个欺骗和伪装的世界，我就激动万分。尽管西方的所有恶习仍然比古老东方多，但是回到西方，那里有我的祖国，这是我的理想目标和愿望。”^[40]1864年3月，范贝里从马什哈德返回德黑兰，他立即毫不犹豫地公开了真实身份，向惊愕的同伴们宣布：“什么是哈吉？谁是哈吉？我不是布哈拉人，不是波斯人，我是堂堂正正的欧洲人！我叫范贝里·萨西布（Vambery Sahib/Вамбери Cахиб）。”^[41] 同年5月，范贝里受邀第一次抵达伦敦。在初到伦敦的日子里，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定居在亚洲或者非洲，第一次来到英国社会的孩子，或者半野蛮人”。他笔下的英国社会是“文明的”“彬彬有礼的”“穿着得体的”“优雅的”。而与文明的欧洲相对的，是“孩子般的”“半野蛮的”“野蛮人的”东方人。^[42]在范贝里笔下，苦修者被描绘成危险而神秘的人物。他以亲身经历向欧洲介绍了苦修者这个特殊身份。当代俄罗斯学者埃列诺拉·沙夫兰斯卡娅评价：“从此苦修者作为真主的朝圣者，成为东方学的标志，在1860—1880年实实在在地进入了俄罗斯话语之中。”^[43] 俄国著名作家卡拉津（Н. Н. Каразин，1842—1908）作品中出现的苦修者是完全不诚实的形象。他在长篇小说《追逐利润》（Погоня за наживой）中有形象的描述：“圣愚来了！人群中响起了一声喊声。让路！让路！……在街道中间是一组六人的苦修者。他们穿着肮脏的长袍，覆盖着他们身上的厚脂肪，下身的裤子未及膝盖，在苦修者裸露的大腿上飘扬着一袭衣衫褴褛的条纹。他们身上的长袍充满了各种颜色，似乎是用各种织物样本缝制的，补丁摞着补丁。每个人肩膀上都挂着一个帆布袋，每个人的腰带上都挂着流苏、铃铛和各种旅行物品。在他们的头上，就像中亚所有穆斯林一样，戴着高高的圆锥形帽子，有黑色的，也有绿色的，帽子边缘根本不用心修剪，完全与肮脏头发纠结在一起。……从他毛茸茸的、完全灰色的眉毛下，一双黄色的白内障眼睛愚蠢地盯着路人，立即产生一种可怕的、令人厌恶的感觉。”^[44] 埃列诺拉·沙夫兰斯卡娅将卡拉津的文学作品和范贝里的学术著作进行了文本对比，她认为卡拉津作品中的“圣愚”^[45] 即受到范贝里著作中的“苦修者”启发。她的研究结论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卡拉津对苦修者的看法是直接而谨慎的一种典型的东方主义（Oриентализм）观点。”^[46]中亚鞑靼民族和语言是范贝里解开匈牙利民族和语言起源的突破口，因此成为他的重要研究课题。但是在范贝里与俄国鞑靼族作家兼报人法提赫·卡里米（Fatih Karimi/Фатих Карими,1909—1949）的长期通信中，^[47] 他谈到的对鞑靼人、土耳其人的看法，尤其是对土耳其在巴尔干战争中失败原因的分析，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是明显的欧洲人式的武断和傲慢。^[48] 2003年，隶属于俄罗斯科学院的东方文学出版公司(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再版了范贝里的《中亚纪行》，^[49] 历史学家罗蒙济（В. А. Ромодинн,1912—1984）在生前所撰写的新版序言中高度评价范贝里的中亚之行，强调此书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和宗教学、东方哲学等其他方面的重大价值。^[50] 但是，罗蒙济指出范贝里在描绘此时中亚地区经历的领土争夺时，受到欧洲人偏见的影响，无法揭示出其社会和政治根源。他还认为范贝里基于欧洲文明优越论，对波斯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其他民族做出了许多错误判断，范贝里关于这些民族和伊斯兰教的论点散发出令人不快的傲慢。^[51]四、范贝里身影：“东方外交”的旁观者，还是介入者？所谓“东方外交”起源于19世纪初欧洲外交的“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而所谓“东方问题”即欧洲列强和基督教国家如何对待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世界问题。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曾经雄霸欧亚非大陆三个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变成了法国枭雄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眼中的“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52] 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分割或分配问题成为欧洲列强关注的焦点。而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和第二次英国阿富汗战争（1878—1880）之后，英国朝野各界反俄情绪急剧上升。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始，俄国相继占领布哈拉、浩罕、希瓦三汗国，势力已直抵阿姆河畔和阿富汗边境，英国政府和社会认为俄国所显露出的领土野心将会危及自己在西亚和南亚的利益，并且担心俄国有一天会入侵印度这块“王冠上的宝石”。这时，“东方外交”的内涵已经由奥斯曼帝国遗产分配问题外延成更广大的东方问题。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东方外交”的另一个争夺焦点就在中亚。“中亚”（Central Asia/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是一个被广泛运用的地理概念，但它的定义却一直十分模糊。在古代俄罗斯，中亚又被称为“河中”(Трансоксaния),特指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在19世纪的英国，“中亚”这一地理概念通常指的是从西部的里海延伸到帕米尔以东、从北部的西西伯利亚延伸到南部英属印度的喜马拉雅山脉附近的辽阔区域。在范贝里的著作中，中亚则多被指称为“穆罕默德的亚洲”（Muhammad's Asia/Азия Мухаммеда）。^[53] 英国在印度、波斯和阿富汗，俄国在奥伦堡、西西伯利亚和高加索，展开了竞争，两国频繁往中亚派间谍和秘密使者。此时的英国对中亚的地理、政治和社会情况不甚知晓，对于俄国在中亚地区的外交企图、军事行动和情报活动更缺少了解，因此英国政府和社会迫切需要来自各方的有关中亚和俄国中亚政策的知识性、学术性、战略性的智力资源。
在范贝里结束中亚之行和《中亚纪行》英文版出版之后，他的传奇经历和学术声誉立即在英国社会和学术界达到顶峰。创建于1830年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立即邀请他赴英做报告。在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高大殿堂里，著名非洲探险家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和著名极地探险家罗德里克·默奇森（Roderick Murchison,1791—1871）亲切地接见了范贝里，并且郑重地将他介绍给到场的科学家及听众们。凭借亲身经历和语言才能，范贝里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所做的报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被挑剔的英国学术界视为中亚民族、宗教和语言问题最著名的学者。范贝里受邀在伦敦定居，受聘担任一些大学的东方语言学教授。范贝里承认：“通过我的书，我获得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英国观众的认可和欧洲及美洲大陆的声誉。”^[54]范贝里对英国拥有特殊的感觉和感情，这在他的著述中有着明显和直白的表露：在即将结束漫长旅程的马什哈德，“我看到一个身着欧洲军装的苗条年轻的英国人站在我面前。我的声音让他想起了我，他知道一些关于我的冒险经历，他没有说话，直接冲到我身边，抱住我，像个孩子一样，看到我可怜兮兮的样子就哭了”。在结束旅行恢复正常的生活之后，范贝里也乐于被别人“误认”为英国人：“如果有人认为我是真正的土耳其人，那么其他人则试图在我身上找到另一个英国人形象，双方之间还会发生争吵，并且有趣的是，总是后者最后总是战胜前者。”^[55]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Alexandrina Victoria,1819—1901）称范贝里为“真诚和忠诚的朋友”（Sincere and loyal friend），1889年邀请他访问英国并加以热情的接待。范贝里对俄国的态度则与对英国截然相反。奥匈帝国在俄国的支持下血腥镇压了1848年匈牙利独立运动，范贝里曾经目睹了对两个匈牙利起义者执行死刑的场面，因此他自青少年时代就憎恨俄国。故而，在他声誉鹊起之后，尽管他的《中亚纪行》英文版出版的第二年（1865）就在俄国出了俄文版，俄国出版商还在他生前翻译并出版了他的《中亚概况》（Очерк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1868）、《布哈拉或者中亚通史》（История Бохары или Трансокеан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СПБ.,1873)、《沙海（外里海）中的铁路》（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в песчаном море [Закаспийская]//Туркестан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1885）、《东方生活与道德简述》（Очерки жизни и нравов Востока, СПб.: В. Ковалевский, 1877）等著作，都未能改变他对俄国的消极印象。俄国驻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大使基尔斯（Н.К.Гирс,1820—1895）在1865年曾邀请范贝里访问俄国，并试图说服他为俄国外交部服务，均被他拒绝。有着特殊背景的俄国贵妇诺维科娃[^56] 在伦敦主持的沙龙是英国上流社会的显赫场所，范贝里多次受邀参加，但是两人经常在英俄关系问题上发生意见冲突，这加剧了他对俄国的敌视。范贝里认为：“在英国人眼中，没有人像奥尔加·诺维科娃夫人那样努力抹黑我。她发明了不少话语，例如我根本不是匈牙利人，而是一个欺骗性的犹太人；我从未去过亚洲；我的活动仅仅是为了破坏英俄之间的关系。……然而，她没有办法用她幼稚的滑稽动作动摇我的立场，并损害我在英国人中的知名度。”^[57]范贝里在被授予匈牙利大学正式教授教职后，仍然频繁地给《泰晤士报》等英国报纸写文章，敦促英国政府对俄国人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他并不掩饰在谈到俄国时明显表现出来的反俄情绪。范贝里甚至在伦敦做了一场题为“英国与俄国在阿富汗：谁是情妇？”的演讲，以极端的和蛊惑人心的语言向普通听众及英国社会呼吁关注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威胁。因此，在“东方外交”和英俄在中亚争霸问题上，范贝里选择完全站在英国一方。他认为：“中亚对不同的英国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一些人来说，中亚所在的欧亚大陆是他们神圣信仰的摇篮，是古老文明的所在地；对另一些人来说，那是一片冒险的土地，或是通过接触与他们截然不同的文化和习惯，满足他们好奇心的远方国度；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来说，亚洲是一片充满商业和工业潜力的城市，等待着欧洲人的开发。”^[58] 在看到布哈拉汗国于1868年、希瓦汗国于1873年接连被俄国占领，土库曼所有土地也被纳入俄国版图之后，范贝里在英国报刊上发表言论指出：“为了文明的成就，我们必须祝愿俄国的武器取得圆满成功。但是，俄国会不会直接出现在阿富汗和印度北部呢？”他呼吁英国政府“冷静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自己有权不赞成英国对在亚洲的俄国企业漠不关心。这是我的愚见”。^[59] 英国议会根据他的建议，进行了专门的调查和讨论。范贝里还直接给英国首相帕麦斯顿（Henry Palmerston,1784—1865）写信呼吁英国注意俄国在中亚的威胁，并且最终得以与帕麦斯顿进行了一次长谈。然而以赛西尔（Robert Gascoyne-Cecil,1830—1903)为代表的英国上层将范贝里的观点看作“危言耸听”，认为误信将“带给英国的弊大于利”。赛西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先后三次担任英国首相，他被视为英国“亲俄派”(Rossophile)^[60] 的代表。该派主张通过外交与和平手段保护英国在东方的利益，成员基本来自英国上层自由派。与之相对的是“反俄派”(Russophobists)，^[61]这些人通常由托利党人、部分学者和在印度服役的军人构成，代表人物是英国旅行家兼作家查尔斯·马文。^[62] 范贝里虽然不是英国人，但一般被视为“反俄派”的典型代表。“亲俄派”与“反俄派”论战的舆论阵地即《泰晤士报》。在“反俄派”言论占据上风的英国社会中，范贝里的观点也得到了特别的关注。英国历史学家彼得·霍普柯克（Peter Hopkirk）评价：“有趣的是，知名度仅次于查尔斯·马文的俄国威胁论作家却压根儿不是英国人，而是亲英的匈牙利东方学家阿尔米尼乌斯·范贝里，他颇为英国人打抱不平。”1885年春，范贝里在伦敦的演讲再次受到英国社会追捧，听众认真聆听他关于俄国野心的警示。在他逗留伦敦期间，崇拜者为他提供了一套豪华公寓，配备有厨师、仆人和酒窖。在范贝里环英国的巡回演讲过程中，人们不止一次把装满珍馐美味的午餐篮子强行塞进他的火车包厢，署名是“一位崇拜者”或者“一位充满感激的英国人”。^[63] 范贝里返回布达佩斯后，在20天内即撰写了《即将展开的印度之争》（The Coming Struggle for India， London, Cassell,1885）。此书内容并无太多新意，但它的出版恰逢其时。范贝里不仅是闻名世界的中亚冒险家、著名的东方学家和语言学家，他还在1865年前后就与英国政府情报机构建立了特殊关系，利用他与奥斯曼帝国苏丹和政府上层的特殊关系，为英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建立了秘密联系渠道。时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菲利普·库里(Philip Currie,1834—1906)1893—1898年经常与范贝里通信，询问他关于俄土关系的现状问题，因为范贝里是“君士坦丁堡的朋友”。最初披露范贝里这一特殊身份的是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现代锡安主义奠基人赫茨尔(Theodor Herzl,1860—1904)。范贝里作为犹太国复国主义者，曾经扮演赫茨尔的特使，负责沟通赫茨尔与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联系。赫茨尔在1900年6月16日的日记中谈到了对范贝里的印象：“我与这个最有趣的人——瘸腿的70岁匈牙利犹太人相识了，我不知道他是‘土耳其的人’还是‘英国的人’，他用德文写作，同时可讲非常棒的12种语言，懂得5种宗教。他是其中两种宗教的神父。鉴于他对许多宗教的深刻了解，他当然应该是个无神论者。他给我讲了来自东方的一千零一夜故事，关于他与苏丹的亲密关系等。他立即完全信任我，并以他的私人名誉告诉我，他是一名英国和土耳其的间谍，匈牙利教授职位不过是在一个敌视犹太人的社会中经受长期折磨之后的假面具。他向我展示了很多秘密文件，当然是用土耳其语写的，我无法阅读，但我只能欣赏。除其他事项外，还有苏丹的手写真迹。……通过迪斯雷利，他成为英国的代理人。”^[64]随着2005年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有关范贝里与英国外交官员通信的解密，人们猜测一个半世纪的范贝里与英国情报机构秘密合作之说得到证实。^[65] 但是，在当时，随着1907年《英俄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英俄在中亚的大博弈正式落幕，范贝里在英国的声誉和影响也随之跌落。五、简短结语范贝里作为天才睿智、身残志坚、身体力行和著述等身的东方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地位，在欧洲和全世界均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因为他的特殊和重要贡献，布达佩斯大学校长才能根据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亲笔批准令，为非天主教徒和犹太裔出身的范贝里在布达佩斯大学正式设立东方语言学教职。弗兰茨·维瑟夫一世在接受范贝里的请愿书时表示：“您经历了很多苦难，教职完全应该为你而设。”^[66] 5年后，范贝里获得匈牙利大学教授职称，12年后被选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范贝里也是匈牙利地理学会（Hungarian Geographical Society）主席（1889—1890）、匈牙利科学院（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理事会成员。范贝里培养出一大批国际著名的东方学家，如伊斯兰学家古德津赫（Ignác Goldziher,1950—1921）、阿拉伯学家杰马纽斯（Gyula Germanus,1884—1979）等。范贝里学术生涯的主要时期是19世纪6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此时正是“东方学”学科在欧洲普遍建立并同时显现其“知识性”和“政治性”双重功能的时期。范贝里之所以能在众多的欧洲东方学家中脱颖而出，恰恰是在当时背景下将“东方学”的双重功能发挥到极致。用爱德华·赛义德的论断评价范贝里的学术生涯和人生际遇颇为恰当，即“在东方的知识这一总标题下，在18世纪晚期开始形成的欧洲对东方的霸权这把大伞的荫护下，一个复杂的东方被呈现出来：它在学院中被研究，在博物馆中供展览，被殖民当局重建，在有关人类和宇宙的人类学、生物学、语言学、种族、历史的论题中得到理论表述，被用作与发展、进化、文化个性、民族或宗教特征等有关的经济、社会理论的例证”。^[67]范贝里成名之后在《泰晤士报》和《19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以及其他英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68] 他强调自己并不是从英俄两大帝国在中亚的相互对抗出发，而是从欧洲的整体利益出发来考量这一问题的。他对上述话语的解释是：“我觉得，在这两个强权之间的竞赛不仅仅是普通的游戏，也不是每天都能见到的那种冲突。文明的欧洲不能对这两个大国争夺在亚洲的霸权熟视无睹。两者都是在我们共同的知识财富养育下成长的；两者都将对我们当前的命运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并且，作为旧亚洲的胜利者，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挺身而出，成为左右欧洲命运的判决者。如果我们好奇地问英国和俄国在亚洲有什么样的地位，会显得很突兀吗？”^[69] 范贝里在提出以上问题后，立即给出了“范贝里式”的回答：“无论英国还是俄国在中亚都有利益，他们两者中的一个将成为旧世界命运的主宰者。这对于我们来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做到事不关己，因为作为沟通西方文明的渠道，这两个强权在其国家性格方面迥然不同。同样的，对于相互竞争的结果，他们也有各自不同的看法。”^[70]“范贝里式”论说认为英俄之争与中亚的未来命运不仅关系到英俄两国的利益，也是东西方文明之争，每一个欧洲人都应对此关注。范贝里的这一表述不仅体现了他的亲英立场，还彻底体现了他的“东方学”研究实质——“东方主义”。“范贝里式”论说实际上将“东方外交”与“东方主义”两大话题结合起来，体现在范贝里身上的学术与政治的暧昧关系中，再次证明了爱德华·赛义德的“将文化的鼻子伸入政治的烂泥中”^[71] 的精彩论断。

注释

1 William Jones, 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Jones, London: John Stockdole and John Walker, 1807, vol.3, pp.1-2.

2 《东方学》英文首版1978年由伦敦Penguin Books出版社出版之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99年出版了王宇根的中译本《东方学》。中国台北的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于2004年出版了王志弘等的中译本《东方主义》，即将Orientalism翻译为“东方主义”而非“东方学”。王志弘的这种翻译和理解也为国内学界相当多的学者所接受和坚持，如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英国学者齐亚乌丁·萨达尔(Ziauddin Sarder)等人所著的《东方主义》（中文译者马雪峰和苏敏），英文原书名即Orientalism。另外，笔者通过中国知网大数据查阅，仅在2004—2020年，国内以“东方主义”为题、以Orientalism为英文关键词的硕士学位论文有111篇，同期公开发表的以“东方主义”为题、以Orientalism为英文关键词的学术论文有446篇。这表明国内学界较大比例地倾向于首先将Orientalism理解为“东方主义”而非“东方学”。

3 爱德华·W·赛义德：《东方学》，第100页。

4 爱德华·W·赛义德：《东方学》，第259页。

5 爱德华·W·赛义德：《东方学》，第159页。

6 霍普柯克：《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张望、岸青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7 范贝里精通30余种东西方语言，其著述中经常使用波斯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匈牙利文、德文、法文和中亚地区的文种等。他曾表示：“我觉得很难说，哪种语言是我的母语。通常的情况是，人们会考虑我不适合那种语言，但实际上我可以用任何语言思考。”（Лазарь Медовар,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Выстраданная жизнь//Лехам,No. 6 (86), июнь1999）因本文主题主要涉及中亚和英俄在此的争霸，所使用的文献主要来自英文和俄文，因此当文中出现人名、地名、专名等特殊名词时，如需要，则同标英文和俄文，而不标其他文种。

8 欧美学界关于范贝里的研究着手较早，但基本涉及其生平传记或中亚传奇旅行，罕见深入研究的学术著述。

9 范贝里是积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曾为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赫茨尔（Theodor Herzl，1860—1904）与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1842—1918）1900—1901年的秘密会面牵线搭桥，详情后述。

10 很多学者认为范贝里先后改宗犹太教、伊斯兰教、新教和英国国教，但他本人却完全否认。参见“全球犹太在线中心”（Глобальный Еврейский Онлайн Цетр“jewish.ru”）：Михаил Гольд,Агент Её Величества,https://jewish.ru/ru/people/society/189062 .2021-09-21。

11 2005年英国国家档案馆公布文献，涉及范贝里与英国皇家情报机构的关系，证明了范贝里的研究者对他是英国“间谍”的猜测，https://www.stormfront.org/forum/t195324/，详情本文后述。

12 范贝里是1897年出版的著名恐怖小说《德拉库拉》（Dracula）中吸血鬼原型的首创者，他向该书作者、爱尔兰作家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1847—1912）讲述了罗马尼亚大公弗拉德三世（Vlad III,1431—1471）的故事，又附加一些东方神秘传说，后者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吸血鬼形象“德拉库拉”（Dracula）。

13 范贝里的形象曾经在2017年开始上映的土耳其电视连续剧《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Payitaht Abdülhamid Ⅱ)中出现，扮演者是古文·基拉克（Güven Kiraç，1960—）。这部电视剧名俄文为《王位上的权力：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Права на престол ：бдулхамид Ⅱ)，至今仍在俄罗斯媒体上流行。

14 在Armini后面加上古希腊罗马时代先哲圣贤姓名常见的后缀us，范贝里可能是为提高自身地位。

15 1867年奥匈帝国确定为二元君主国，佩斯与维也纳同为帝国首都。1873年，佩斯与隔多瑙河相望的布达（Buda）合并成布达佩斯（Budapest）。

16 Михаил Гольд,Агент Её Величества,https://jewish.ru/ru/people/society/189062.2021-09-21.

17 Людмила Вайнер,Азиатские странствия Армина Вамбери//Вестник,No.9(292),29 апрель 2002.

18 伊斯兰世界将亲赴圣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称为“哈吉”（Haji /Хаджи），即“尊贵的先生”意思。范贝里自称去过麦加，因此被尊称为“拉希德哈吉”。

19 Леонид Чигрин,Хромой дервиш//Камертон,№ 39.25 Январь 2013.

20 Vladislav Kosse,Венгерский учёный и языковед 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исламские земли. https://zen.yandex.ru/media/id/5c785b84e2d9a800afe389a4/vengerskii-uchenyi-i-iazykoved-arminii-vamberi-puteshestvie-v-islamskie-zemli-5cd347c5a1c44300b3ced3ed.2021-09-23.

21 Леонид Чигрин,Хромой дервиш//Камертон,№ 39.25 Январь 2013.

22 Вамбери А.,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2003, С. 34.47-48.

23 Вамбери А.,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С. 59.

24 Элеонора Шафранская, «Шпион» 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Звезда. No.8.2015.

25 Элеонора Шафранская, «Шпион» 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Звезда. No.8.2015.

26 Элеонора Шафранская, «Шпион» 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Звезда. No.8.2015.

27 Элеонора Шафранская, «Шпион» 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Звезда. No.8.2015.

28 Элеонора Шафранская, «Шпион» 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Звезда. No.8.2015.

29 范贝里暗指的是帖木尔帝国的创建者帖木尔（Timur/Тимур，1336—1405），他也被称为“帖木尔兰”（Tamerlane/Тамерлан），意为“跛足帖木尔”。

30 Элеонора Шафранская,«Шпион» 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Звезда. No.8.2015.

31 Vladislav Kosse, Венгерский учёный и языковед 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исламские земли. https://zen.yandex.ru/media/id/5c785b84e2d9a800afe389a4/vengerskii-uchenyi-i-iazykoved-arminii-vamberi-puteshestvie-v-islamskie-zemli-5cd347c5a1c44300b3ced3ed.2021-09-24.

32 Леонид Чигрин,Хромой дервиш//Камертон, № 39.25 Январь, 2013.

33 爱德华·W·赛义德：《东方学》，第64页。

34 Леонид Чигрин,Хромой дервиш//Камертон, № 39.25 Январь, 2013.

35 Леонид Чигрин,Хромой дервиш//Камертон, № 39.25 Январь, 2013.

36 《从德黑兰到希瓦、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假苦修者的旅程》（Voyages d'un faux derviche dans l'Asie Centrale de Teheran a Khiva, Bokhara & Samarcand, Paris: Hachette, 1868）;《布哈拉或是中亚：从古至今的历史》（Gescichte Bochara's oder Transoxaniens von der frühesten Zeiten bis auf Gegewart, Stuttgart: Cotta, 1871. Bd. 1–2）;《中亚纪行：穿过里海东海岸土库曼沙漠，到达希瓦、布哈拉和撒马尔罕》（Reise in der Mittelasien durch die Turkmanische Wüste an der Ostküste des Kaspischen Meers nach Chiwa, Bochara und Samarkand, 2-te Aufl. Leipzig: F.A. Brockhaus, 1873）;《来自东方的道德》（Sittenbilder aus dem Morgenlande, Berlin: Hofmann, 1876）;《亚洲事件日记》（Un journal d'évenements asiatiques, Moscou, 1878）;《基于语言研究的突厥鞑靼人的原始文化》（Die primitive Culture des turkotatarischen Volkes auf Grund sprachlicher Forschungen, Leipzig: Brockhaus, 1879）;《他的一生与历险》（His Life and Adventures Written by Himself: Popular Edition, London: Unvin, 1884）;《土耳其人的民族学和民族志关系》（Das Türkenvolk in seinen ethnologischen und ethnographischen Beziehungen, Leipzig: Brockhaus, 1885）;《关于蒙古和西伯利亚古突厥铭文的注释》（Noten zu den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und Sibiriens, Helsinfors, 1898）;《我的奋斗史》（The Story of My Struggles, London: Fisher, 1904. Vol. 1–2）;《阿尔米尼乌斯·范贝里的人生与冒险》（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Arminius Vambéry, Leipsic: T. Fisher Unvin, 1914）;《来自东方的场景：通过19世纪60年代欧洲旅行者的眼睛》（Scenes from the East. Through the Eyes of a European Traveller in the 1860s， Budapest: Corvina, 1979）；等等。

37 Элеонора Шафранская, «Шпион» 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Звезда. No.8.2015.

38 Элеонора Шафранская, «Шпион» 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Звезда. No.8.2015.

39 Элеонора Шафранская, «Шпион» 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Звезда. No.8.2015.

40 Элеонора Шафранская, «Шпион» 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Звезда. No.8.2015.

41“萨哈布”是对在印度作为统治者的欧洲人的尊称。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2003. c.222-223。

42 Arminius Vamery, Arminius Vambery: His Life and Adventures, London: T. Fisher Unwin, 1889, pp.56-57,63,67-68.

43 Элеонора Шафранская, «Шпион» 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Звезда. No.8.2015.

44 Каразин Н. 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СПб, 1905， Т. 3. c.210-211.

45 “圣愚”（юрод）是东正教文化中的特殊现象，也是俄罗斯文艺作品中常见的“文学形象”,是专指一些衣衫褴褛、妄言呓语、离群索居的人，其言行举止难为周围人们理解，但极受人们的尊敬乃至膜拜。

46 Элеонора Шафранская, «Шпион» 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Звезда. No.8.2015.

47 收入卡里米：《伊斯坦布尔通信集（1902—1914）》（Карими Ф., Стамбульские письма 1902-1914, СПБ.,1916）。

48 Валеев Р. К. Гатин А.А.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 как как историк Казанских татар//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Каза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ирситета(серия''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Том 148, кн. 4. 2006.

49 《中亚纪行》（插图版）（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1863 г. А. Вамбери, с картой）首次于1865年在圣彼得堡出版。

50 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c.5.

51 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c.13.

52 也称“亚洲病夫”（Sick Man of Asia）。

53 “穆罕默德”是伊斯兰世界最常见的男性姓名，用在这里意为“信伊斯兰教人的亚洲”，具有明显的歧视性的意味。

54 John Boija, Vambéry, Armin (Hermann) 1832–1913, http://www.boija.com/texts/vambery.html. 2021-09-26.

55 Элеонора Шафранская, «Шпион» 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Звезда. No.8.2015.

56 诺维科娃（О. А. Новикова, 1840—1925）是作家兼翻译家，生于莫斯科贵族之家，是俄国保守组织“俄罗斯人民联盟”（Cоюз P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和“俄罗斯君主党”（Pусская M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的积极分子,与俄国皇室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其19世纪70年代起长期居住在英国，代表俄国在欧洲外交中扮演重要和特殊角色。

57 Лазарь Медовар, 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 выстраданная жизнь//Лехаим, No. 6 (86), июнь 1999.

58 Arminius Vamery, Arminius Vambery: His Life and Adventures, London: T. Fisher Unwin, 1889, preface, p.17.

59 Лазарь Медовар, 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 выстраданная жизнь//Лехаим, No. 6 (86), июнь 1999.

60 也被称为“退守派”（backward）。

61 也被称为“前进派”（forward policies）。

62 查尔斯·马文(Charles Marvin,1854—1890)曾是《环球报》（Globe）驻圣彼得堡特派员，懂俄语并熟识俄国上层。他著有《俄国逼近印度》（The Russian Advance Towards India, London, S. Low, Marston, Searle, & Rivington, 1882）、《梅尔夫与赫拉特的俄国人以及他们入侵印度的实力》（The Russians at Merv and Heart and Their Power of Invading India, London, Allen, 1883）、《赫拉特城下的俄国人》（The Russians at the Gates of Herat, London-New York, Warne,1885）和《侦察中亚》（Reconnoitring Central Asia, London, Le Bas & Lowrey,1886）。

63 彼得·霍普柯克：《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第540页。

64 https://deru.abcdef.wiki/wiki/Hermann_V%C3%A1mb%C3%A9ry.2021-09-26.

65 “英国特工与著名匈牙利教授之间的信件是今天首次披露的数百份关于英国间谍的文件之一，据说他是提供给布拉姆·斯托克的《德拉古拉》中吸血鬼猎人亚布拉罕·范海辛的原形。……在军情六处成立之前，情报局的第一批外国特工之一是19世纪末布达佩斯大学东方语言教授阿米纽斯·范贝里。”Friday April 1, 2005/The Guardian， https://www.stormfront.org/forum/t195324/?__cf_chl_jschl_tk__=pmd_Ii7StooxYu1FSXrz9BGn_yDjsBG_VdQlgFn8TO6rBfw-1631079631-0-gqNtZGzNAmWjcnBszRO9.2022-12-14.

66 Лазарь Медовар, Арминий Вамбери:выстраданная жизнь //Лехаим, No. 6 (86), июнь 1999.

67 爱德华·W·赛义德：《东方学》，第10页。

68 范贝里的相关文章被汇集成《中亚与英俄边境的问题系列政论（1832—1913）》出版。Vambery Armin, Central Asia and the Anglo-Russian Frontier Question: A Series of Political Papers 1832-1913, London: Hard Press, 2013。

69 Vambery Armin, Central Asia and the Anglo-Russian Frontier Question: A Series of Political Papers 1832-1913, pp.256-257.

70 Vambery Armin, Central Asia and the Anglo-Russian Frontier Question: A Series of Political Papers 1832-1913, pp.311-312.

71 爱德华·W·赛义德：《东方学》，第17页。

▲原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图片源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编辑：梁钰妍 张微 王雅梅‍‍‍‍‍‍

校对：李嘉君

审核：陈吉

往期推荐

都市与语言 | 论城市语言规划的范式变迁与治理转向（2022年第5期）

都市与语言｜永远的外地人还是名义上的上海人（2022年第5期）

城市与社会 | 古地图上的城市——兼谈城市历史地理研究（2023年第1期）

艺术与传媒 | 独异性美学：一种正在产生的审美新形态（2023年第1期）

好文！必须点个在看